音樂具有與其他門類藝術截然不同的特性，要完美地體現音樂，必須經歷「二度創作」。縱觀各範疇藝術家對同一題材進行接二連三的多番創作，似乎並不常見，我想即使存在一些例子（例如林勃蘭及梵高對自畫像樂此不疲），也應該屬較罕有的情況吧。然而，音樂卻在這方面顯得很特殊。「二度創作」――演繹，是實踐這門藝術的必然手段，而音樂的「首度創作」（樂譜）在經歷「二度創作」（演繹）階段後，其展現出的可行性隨即又變得無限豐富，同一部音樂作品（同一題材）可被不同詮釋者作無數次演繹，即使同一詮釋者，也可對同一作品進行多番演繹。不同的演繹儘管源於同一樂譜，卻往往能憑獨樹一幟的風格與美感吸引欣賞者。

　說起音樂的「二度創作」，便不得不談所謂「忠於原譜」的問題。既說是「創作」，便不屬「照抄」，故在音樂演繹上是沒有絕對忠於原譜這回事的，說某人的詮釋忠於原譜，其實是指他在原作速度、節奏、強弱方面不作太多變化，盡量不加進個人情感，在最大程度上遵從樂譜標示的演繹方式而已。相反地，標榜個人風格的演繹者容許音樂在特定框架內加進更多的獨特見解，但這種自由並非絕對，如能在尊重作品原意的基礎上實踐具說服力的個人意念，則可說是音樂「二度創作」的最高境界了。

　詮釋音符的「二度創作」過程，涉及太多音樂技術與思維推敲的複雜元素，非常值得深入玩味。倘若詮釋者並非個體，如樂團、室內樂的群體演出，便更加添了諸如指揮家與樂團的互動，以及合奏者彼此情緒激盪等臨場因素，同一部作品的發揮，便誘發更多、更豐富的可能性。樂迷對全新演繹的好奇，就是這麼一回事，也正是這些原因催生出音樂藝術「二度創作」的市場價值，因此，音樂會舉辦不休，唱片工業亦得以延續。

　錄音史上，指揮家重覆演繹同一部作品的例子甚多，最著名如卡拉揚指揮貝多芬的交響曲，伯恩斯坦指揮馬勒交響曲，Gunter Wand指揮布魯克納的交響曲……，更不能不提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 1886-1954）指揮的貝多芬作品，這位大師的演出曲目常按個人意願親自挑選，常重覆演繹一些他喜愛的作品，他對貝多芬交響曲的「二度創作」，堪稱達到樂此不疲的程度。老福相對不那麼重視樂譜指引，演繹在某程度上取決於臨場靈感的驅使，即使相同曲目，每次演出都有特別之處，且都具有充足的說服力，是最能體現「二度創作」精神的指揮家。

　不少樂迷都熱衷於收集福特萬格勒的錄音，並以分析、比較大師的不同版本為樂。老福從不系統地指揮整套貝多芬交響曲，他當然常演出最熱門的幾首，例如《英雄交響曲》，他一生指揮此曲次數難以統計，錄音也有十多種，樂迷最熟悉的應是他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指揮維也納愛樂的版本（收於EMI發行的貝多芬全集中），但以下介紹的版本更為經典。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納粹德國在盟軍攻擊下正面臨崩潰，四面楚歌的柏林卻在此時舉行了一場音樂會，福特萬格勒臨時受命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奏《英雄交響曲》。坊間普遍認為，納粹此安排應是藉貝多芬無堅不摧的音樂來重振士氣，撇開政治動機不談，這場「英雄」確達到了非比尋常的藝術高度，在老福緊馳有度的處理下，樂句在佈滿張力的空間中舒展，各分部之精細入微，速度變化之自由，很大程度地將作品蘊含的力量重現，泉湧般的靈感更進一步發掘出音樂的內涵，難得的是，這些筆觸毫不影響作品整體格局之完整與嚴謹。

　半年後柏林淪陷，這場音樂會的母帶成了戰利品被帶往蘇聯。五十年代，一家美國小型唱片公司URANIA不知循何途徑弄來一個拷貝並將之製成LP出版，但當時福特萬格勒以未徵得其版權許可為由，禁制了唱片的繼續發行，故長久以來，此版「英雄」僅有少量珍藏於樂迷手上。直至有關錄音版權保護期（五十年）過去，有日本唱片收藏家首先將此版LP轉製成CD作限量發行，其後有人陸續仿效，指揮大師的傳奇錄音遂得以重新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