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斜陽穿過廚房紗窗，將光切成細細的格子，落在流理臺上。我把那個深藍色的帆布袋攤開，像展開一張複雜的地圖。袋身厚實硬挺，底部卻裂了一道寸許的口子，露出內裏毛躁的纖維層。它是我從網絡二手市集撿來的便宜，款式喜歡，容量合意，唯獨這道傷。我心想，縫幾針的事。

母親戴起老花眼鏡，指尖摩挲了一下裂口邊緣，搖頭。「太厚，車針會斷。」她的縫紉機是老夥伴，吃慣了輕薄的棉布與綢料，對付這種雙層加厚的帆布，像老牛拉重犁，她捨不得。我料到了。這城市總有地方承接這些細碎的手工活，我想起澳門三盞燈一帶，那些藏身巷弄的改衣店、修鞋攤，老師傅們的手藝是時光磨出來的，應付這個，想必遊刃有餘。

於是，袋子跟着我過了海。第一家改衫店的阿姨，將袋子裏外翻看，捏了捏厚度，苦笑：「阿生，唔係唔想幫你，我部衣車唔係『工業車』，呢種料，啃唔落喎。」她指指牆角那臺沉默的勝家，語氣裏有種對老戰友能力的清晰認知。第二家修鞋匠，原本專心對付一隻脫膠的皮鞋底，抬頭瞥了一眼我手上的「布料」，擺手的速度像驅趕一隻惱人的飛蟲。「補鞋我識，補袋？兩回事啦！」他的拒絕乾脆俐落，彷彿我的請求模糊了某種神聖的行業界線。

我拎着袋子，在三盞燈附近那些掛滿成衣、瀰漫着樟腦丸氣味的窄巷裏穿行。陽光在這裏變得市儈而零碎。每一句婉拒，都讓袋底的裂口在我心裏又豁開一些。原來，一件我以為輕巧的修補，在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世，竟成了無人認領的尷尬物事。它不夠貴重，不值得大費周章；它的「難度」又太具體，具體到摧毀了所有「順便」的可能性。最後，我提着它回家，像提着一個被所有醫院婉拒入院的病人。

晚餐桌上，我提起這趟徒勞的旅程。父親默默嚼着飯，眼也沒抬，只「嗯」了一聲，表示聽見。他退休前是木匠，話語一向如同他刨出的木片，薄而實在，絕不多給。飯後，我賭氣似的翻出針線盒──母親的，裏頭有頂針、幾卷顏色曖昧的線，以及一根看起來頗為堅毅的縫衣針。我把袋子按在茶几上，學着記憶中母親的樣子，穿針，引線，打結。第一針下去，我就知道苦頭來了。針尖抵着那緊密的帆布，像要刺穿一層乾涸的皮革，非得用上全身的力氣壓着頂針，才能勉強推進半分。線走得歪斜且吃重，發出「噗、噗」的悶響。

汗從額角滲出。我半跪在茶几前，姿態狼狽，與那塊頑固的布料搏鬥。父親就坐在他慣常的那張籐椅裏，看着晚間新聞。熒幕的光在他臉上明滅，他的目光卻似乎越過了那些喧嚷的畫面，落在我這片沉默而笨拙的戰場上。我能感覺到他視線的重量，沉沉的，不帶評判，只是一種存在。這讓我更急躁，針腳愈發狂亂如心電圖。

就在我幾乎要放棄，想將這勞什子直接扔進垃圾桶的瞬間，父親的聲音響起了。不高，甚至有些含糊，像從很遠的記憶深井裏提上來的一桶水：

「事在人為啦。」

我愣住了，針尖懸在半空。那四個字，平平淡淡，卻不是虛泛的安慰。它沒有說「你好叻」，也沒有說「慢慢來」，它只是陳述一個事實：事情能不能成，終究是看做事的人。這裏頭有一種老派的手藝人哲學：材料就在那裏，工具就在手上，剩下的，是你與它之間的角力、妥協與最終的和解。這是他那代人篤信的道理，世界是「做」出來的，不是由「想」出來或「買」回來的。

我低下頭，再看那道裂口與我醜陋的線跡，心境忽然不同了。我不再想着要復原它到「宛如從未受傷」，我只想着如何讓這兩片分離的厚布，重新建立起牢固的關係。我換上更粗的尼龍線，將針腳的間距拉大，像在進行一場粗糙的外科手術，目標明確──功能性至上。每一針穿過，都是對「不可能」的一次微小叛變。父親那句「事在人為」，成了我耳邊單調卻有力的節拍器。

不知過了多久，最後一針穿出，打結，咬斷線頭。我舉起袋子，檢視我的作品。那道裂口被一圈粗獷、歪扭、甚至有些猙獰的黑色線跡緊緊捆綁在一起，像一道突兀的傷疤。它絕對不美，甚至可以說是難看。但我捏了捏，很緊實；我試着放入兩本厚重的書，提了提，紋絲不動。它被修好了，以一種最原始、最不屈不撓的方式。

我長舒一口氣，抬起頭，想對父親說點甚麼。他卻已不在籐椅上了。廚房傳來輕微的水聲，他在清洗自己的茶杯。只留給我一個安靜的背影，和空氣中尚未完全消散的那四個字的餘溫。

我將袋子掛在門後的掛鉤上。那道我親手縫上的黑色疤痕，在柔和的燈光下，反而成了一枚獨特的勳章。往後的每一天，出門前拿起它，指尖拂過那凹凸不平的線跡，我便會想起那個汗流浹背的夜晚，以及父親那句石頭般擲地有聲的話。

「事在人為。」原來，父親給我的，不是縫補一個袋子的技巧，而是在這個輕易丟棄、隨時可替換的世界裏，一種不輕易投降的態度。物品如此，人事或許亦然。那四個字，彷彿是他用沉默淬煉了一輩子，最終交付給我的一枚粗礪而堅硬的工具，讓我在往後許多同樣感到「無可奈何」的裂口面前，能多一分將針尖抵上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