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蔡木林帶著兒子蔡鏡輝在台北牯嶺街擺書攤，舊書生意就此開始。八十年後，蔡家第三代蔡彤明仍在這條街上與舊書為伴。「松林書局」的顔體字匾額歷經風霜，斑駁痕跡記錄著八十年來書店與台灣文人的交往。

　台灣作家張大春說，記憶中的老台北，坐在匾額下的蔡鏡輝守著快要堆上馬路的故書堆，不可不謂城市八景之一。如今的牯嶺街略顯落寞，古幣、郵票生意佔了半壁江山，書店僅寥寥數間。站在騎樓中，很難想象過去的熱鬧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海上運輸受嚴管。在嘉義經營木材生意的蔡木林攜子北上。彼時的牯嶺街一帶為日本殖民當局宿舍區。一九四五年，日軍戰敗，只被允許攜帶一件行李登船的日本人索性販售舊書、字畫，牯嶺街舊書生意就此萌芽。

　因緣際會，蔡木林接收了「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一位教授的所有藏書，開始做起「包袱買賣」。這門生意，竟讓蔡家與台灣光復八十年來一代代文人產生交集。說起這些來往，蔡彤明不無感慨。

　一九四五年，大陸書店在台北重慶南路開業。蔡木林送去「東壁書林」四字墨寶，受到于右任、傅斯年等人賞識，緣分就此結下。「傳統中式民居的東廂房常作為藏書閣，『東壁書林』由此而來。那個時代的台灣文人深受國學熏陶，阿公與于先生、傅先生的往來不會因社會地位的懸殊產生隔閡。」

　相反，二人成了松林書局常客，其後代也與書店交情甚篤。一九六四年，蔡家在牯嶺街購房扎根。錢穆、張大千、台靜農……來書店找書的老教授們更是絡繹不絕。甚至在「白色恐怖」時期，這裡成為一些知識份子的避難之所。

　在蔡彤明眼裡，蔡木林既有著生意人的個性，也飽讀詩書，甚至還有自學中醫為病友正骨開方的經歷。

　父親蔡鏡輝與阿公風格迥然不同。一台收音機、一本老書、一張竹椅，是蔡鏡輝顧店的固定搭配。他堅持，向讀者薦書前要讀過該書，對各種偏門舊書如數家珍。並且他還有「看家本領」，能將要找之書從一摞摞書堆中準確抽出，其他書籍巋然不動。

　「遠道而來的書友不論提及多麼生僻的老書，松林書局都不會讓他們失望。即便當下沒有，爸爸也會幫他們找到。」蔡彤明對記者說。

　雕版印刷的《康熙字典》、明代的《西遊記》、木刻版線裝醫書《本草綱目》……蔡彤明一再強調：「我們是傳統舊書店，不是二手書店。」不大店面，《四庫全書》與康德、黑格爾的德文原著並存。西學東漸、中西合璧是他對「松林」八十年歷史的概括，就這樣，松林書局成為「台北八景」之一。

　為了讓現代讀者認識「松林」，接手生意數年的蔡彤明做了些新嘗試，最明顯的是裝修。過去書友玩笑稱「松林」的書有「炭烤」「水漬」「蟲咬」三大特色，在蔡彤明打理下，地磚、電路煥然一新，書架配備了防震功能。這也讓書店有條件舉辦線下活動，吸引讀者入店。

　二０一二年，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欄目組來台，為全球華人觀眾介紹牯嶺街。因此，松林書局與蔡鏡輝在兩岸讀書人中有了知名度。十多年過去，蔡彤明說，至今仍有許多大陸讀者慕名前來。「兩岸交流最熱絡時，東北的哈爾濱、西北的甘肅，都曾有讀者來找書」。

　二０二三年，蔡鏡輝因病離世。「松林」老友何先生向蔡彤明發來悼念文字：令尊長年以書為伴，樂在其中……久而久之，樂而忘老之將至。

　因新冠疫情從科技業離職的蔡彤明愈發堅定，要把蔡家的舊書店操持下去。「『松林』對我而言不僅是一間書店，如何先生所講，它是兩代人畢生的志業，也是那一代台灣文人的集體記憶。」（中新社記者楊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