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文學，大概不是大江大河那種寫法。它不像北京那樣有皇城底氣，動筆便是天下；不像上海那樣，外灘的風夾著十里洋場的脂粉氣與算盤聲，寫一個字都像在記帳，也不像香港那樣在殖民地的冷笑與資本轟鳴中把散文磨成刀。澳門的文字更多時候是像從橫街窄巷裡走出來的，從媽閣廟的香火灰燼、議事亭前地的噴泉水聲、福隆新街的紅窗與木門、亞婆井那句「喝過這裡的水就忘不掉」裡走出來的。有人說澳門是鹹淡水交界，我倒覺得澳門文學也是：鹹的是海風、葡國詩、天主教鐘聲；淡的是粵語、唐詩、媽祖籤文、街市裡阿婆罵仔的聲音。兩樣混在一起，不是誰蓋過誰，而是熬成一種不大聲、卻很有記性的小城散文。

　我喜歡把澳門文學想像成「副刊裡走出來的城」，報章副刊是潤育它的園地。作家們白天可能是老師、公務員、記者、律師，到晚上才在稿紙上伏案爬格，把一日的市聲收起來。有人寫澳門古今，是掌故，也是人情；有人寫望洋小品，市井、笑話、牢騷都在裡頭；有人寫街巷與年月，人和風景交織成畫；有人寫舊城裡被時代推著走的人，昂首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澳門散文最動人的地方，往往就在這裡：不搶話，不立碑，把小城當成一口井，天天打水，天天發現水味變了。

　可澳門又不只華語一端。當你走進歷史城區，大三巴的石壁牌坊還挺立著，哪吒廟就貼在旁邊，聖奧斯定教堂的鐘聲還沒散，下環街的涼茶鋪已經開門，這些空間本身就在寫作。賈梅士被流放到這裡，白鴿巢的石洞後來變成傳說；庇山耶用葡語寫象徵主義詩，心裡卻裝著王陽明、裝著明代詩人的字；江道蓮用葡文寫《長衫》，寫中國婦女的抗命；飛歷奇是律師，下班寫《大辮子的誘惑》《南灣》，葡語句子很典雅，情節卻是澳門的。澳門文學的身世，從來不是單數。它是一本多聲道的小說，華人、葡人、土生、新移民，各自帶著故鄉的方言，在這座半島上把鄉愁改寫成「此地」。

　新移民那一代又是澳門的另一種味道。八、九十年代從福建、上海、廣州、江南來的人，筆下先有離鄉，後有澳門。石城寫福建，殷立民憶江南，程文寫舊廣州，穀雨不忘上海，雙飛燕把上海與澳門來回比。這不是「澳門純種性」的失落，反而是澳門把別處的記憶含進嘴裡，像含一顆陳皮梅，細味回甘。小城不急，它讓你先想家，再慢慢承認：原來亞婆井的井水、營地大街的餅香、內港吹來的鹹風，已經變成你自己的身世。澳門文學最溫柔的力量就在這裡：它不趕你走，也不逼你愛，它只是把日子的細節鋪好，等你某天抬頭，發現自己已經在用澳門人的話說「呢度」。

　有人嫌澳門文學「輕」，沒有大長篇，沒有大史詩，小說出版難，作家要靠報刊養著，寫了幾十年長篇，能出單行本的也少。可我越讀越覺得，這種「輕」是故意的，也是命定的。澳門本來就不是用帝國語氣說話的地方。它的偉大不在膨脹，而在收斂。把五百年的衝撞，收成一條斜坡；把中西、華洋、神佛與聖母，收成一個豬扒包與一壺普洱茶之間的午後；把殖民、回歸、賭場、漁港、詩社、廟會，收成副刊角落裡三百字的小品。你若用「國家文學」、「邊疆文學」、「都市文學」的尺去量度，它永遠不夠重。你若坐在大三巴下的石階上，聽著粵語、葡文、普通話、英語、土生話一齊從遊人嘴裡冒出來，你就會明白：澳門文學的重量，是聲音的重量，不是體積的重量。

　我常常想，澳門最像的一種文體，不是小說，不是詩，是隨筆。隨筆者，隨著腳走，筆跟著心，不一定要結論。澳門這座城本來就在「隨」，隨著潮汐漲退，隨著商船轉口，隨著媽祖和聖母各自保佑的人，寫澳門的人若太用力，反而寫不成。若把筆放軟，讓一條老街說自己的話，讓一個賣杏仁餅的阿伯、一個穿長衫的老婦、一個在崗頂劇院門口抽煙的葡裔青年先進來，文章才有澳門味。

　所以如果要我給澳門文學下一句不學術的定義，我會說：它是鹹淡水裡養出來的隨筆，是香火與鐘聲共同校對過的漢字與葡文，是小城把大歷史嚼碎了，再吐回給普通人聽的睡前話。它不保證你看完會振奮，也不承諾你讀完會憤怒。走出街巷回頭望，某個黃昏，當你走過十月初五日街、看見舊招牌被夕照曬得發燙時，忽然會跳出一句：「哦，原來這些人早就寫過了。」

　那時你才懂，澳門不是沒有文學，是文學一直不像文學。它像風，像潮，像亞婆井的水，喝過一次，人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