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聖節的氹仔舊城區,人潮依然是那條緩慢蠕動的河,碎石路被南瓜燈照得明暗不定,烤魷魚的焦香混着葡撻的甜膩,整條官也街擠得水洩不通。然而,把同一夜的香港拿來並置,這份熱鬧便顯出一種近乎刺眼的落差──香港的萬聖節是一台由官方精密調校的盛事機器,而澳門的萬聖節,更像一場無人指揮卻自發聚集的街頭交響。兩座城市都有「人」,但一邊是「被組織起來的觀眾」,另一邊是「自行湧上街的參與者」。
香港那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的角色值得細看。她不是那種只在開幕禮露臉、念完致辭便離場的官員。談到萬聖節,她說得直白:「我自己是一個基督徒,都不認為萬聖節要着重提及萬聖節背後的『咿嘩鬼怪』,但是可以開心大家出來裝扮」。這番話透露出一種清晰的施政邏輯:萬聖節的重點不在宗教或民俗意義上的「鬼」,而在「裝扮」所催生的公共參與和經濟活力。於是旅發局順勢將萬聖夜從蘭桂坊的「一夜狂歡」,拉伸為覆蓋多區的「萬聖月」,中環皇后像廣場花園及遮打道設置巨型眼球與鬼魅監獄等大型主題裝置,維港上空則有超過二千架無人機組成的光影秀,同場的巨型科技裝置「科技之眼」與空中編隊呼應。羅淑佩甚至主動提及市民可以扮哪吒、悟空或LABUBU,把官方的推廣話語權交給流行文化本身。這不是放任,而是有意識地「讓節日看起來很盛大」──空間被徵用,科技被嵌入,官員的話語為活動定調,旅發局則扮演總調度師。
反觀澳門,萬聖節的官方痕跡淡薄得近乎缺席。搜索結果中有一句判斷相當直白:「澳門冇單一官方萬聖節活動,每年由社團、文創團體同度假村各自辦市集同嘉年華,旅遊局節日盛事表會陸續列出」。也就是說,旅遊局的角色更像是「事後登錄者」,而非「事前統籌者」。澳門不是沒有活動:科學館心形樹廣場有青年展藝協會主辦的萬聖節嘉年華,分日間親子場與夜間音樂場;路環有文創市集;益隆炮竹廠舊址有萬聖節木偶巡遊。這些活動各自有心思,也確實吸引了一定人流。但它們彼此之間缺乏一條將整座城市串連起來的敘事線,沒有一個標誌性的官方裝置足以成為全城打卡的錨點,更沒有一場能與維港無人機表演等量齊觀的視覺奇觀。氹仔官也街的擁擠,靠的是節日的慣性與民間的自發熱情,而非官方盛事策略的牽引。
這並非要否定民間自發的價值。恰恰相反,氹仔那一夜的人潮之所以動人,正因為它未經編排:小孩穿着迷你南瓜裝死死攥住棉花糖,中學生塗着白底紅唇的吸血鬼妝笑得東倒西歪,踩高蹺的骷髏新娘俯身遞糖給一個愣住的小女孩。這些瞬間有官方活動難以複製的毛邊與溫度。問題在於,當一座城市把節慶的全部重量都壓在「民間自發」之上時,它便只能收穫偶然的、分散的、難以沉澱為品牌資產的熱鬧。香港的萬聖月未必比氹仔的街頭更「好玩」,但它把「好玩」轉譯成了可推廣、可延續、可拉動過夜旅客的盛事產品;澳門則仍然停留在「每年呢幾日,呢幾條街會好多人」的層次。
羅淑佩的投入之所以值得澳門參照,不在於她本人多麼熱衷扮鬼扮馬,而在於她展示了一種官員對節慶的「所有權意識」:節日不是留給民間自行發酵的真空,而是政府可以也應該主動介入、提供框架、注入資源、賦予城市級敘事的公共產品。澳門旅遊局並非沒有能力做這件事──多年來的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煙花匯演、美食節,都證明官方統籌大型盛事絕非陌生領域。萬聖節的落差,與其說是資源或能力的問題,不如說是優先次序的問題:它被默認歸類為「民間自己會搞掂」的次一級節慶,於是官方心安理得地退到一旁,只在活動名單上補一筆記錄。
然而,旅客不會因為「澳門的萬聖節是民間自發的」而降低期待。一個專程來過萬聖節的年輕旅客,在維港看完二千架無人機組成的空中敘事之後,來到氹仔面對一條擠得水洩不通卻沒有一個官方地標可打卡、沒有一場定時定點的旗艦演出可期待的街道,他感受到的不是「澳門更有人情味」,而是「澳門的萬聖節好像少了點甚麼」。盛事旅遊的邏輯從來殘酷:旅客的比較對象不是「去年的澳門」,而是「同一個週末的隔壁城市」。
氹仔那一夜的人潮證明澳門不缺熱情,也不缺願意走上街的市民與旅客。缺的是一個願意像羅淑佩那樣,把萬聖節當作一場必須由官方落場統籌的盛事來對待的決心。民間的自發是節慶的根,但官方的統籌才是讓根長成樹、讓樹被遠方的人看見的條件。否則,年年人潮不斷,年年過後無痕,氹仔的萬聖夜便永遠只是一場熱鬧的游擊,而不是一座城市拿得出手的盛事。◇








